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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自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8c00fbb0102vre5.html?tj=1
有些人注定是盖棺都无法论定的，例如李光耀。一个弹丸小国的领导人，竟然有如此的影响力，可能没有第二位了吧。李光耀已经是新加坡的同义词。对东方来说，他是西方的桥头堡；对于西方来说，他又是亚洲儒家价值观的顽固提倡者。他是毛泽东同时代的人，由他所引起的争议持久不衰。在可见的未来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，即便他寿终正寝了，有关他的争论还会进一步扩大。
他到底是独裁者，还是现代文明新加坡的缔造者、东方价值观的捍卫者？这个真应该留给历史以及新加坡人自己论定。我更倾向认为他是一名“家长”——新加坡的家长。在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把家长制等同于独裁制的西方看来，他一直在夹缝中游刃有余。而作为一名“家长”，他确实带领新加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关于新加坡我也写过不少文章，今天我不准备就新加坡政治、经济和文化长篇大论，我想谈一下作为“家长”的李光耀。
这个比较容易谈，因为我也是“家长”，只不过是我自己儿子的家长。当西方人反对“家长制”的时候，往往忽略了东方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中，“家长”才是我们的庇护者，是无私为我们某福利的。作为家长，我会为自己的家庭与子女计划最美好、最适合他们的未来，例如我会送他们到海外留学，让他们在海外定居，而且让他们接受英语文化教育……
说到这里，就不能不提李光耀执政后对新加坡官方语言的选择了。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新加坡华人占了75%，其他是马来人、印度人，1965年独立后，面临官方语言的选择。按照惯例，无疑应该抛弃马来语而选择使用人口最多的华语，但李光耀却在审时度势后，力推英文上位，最终确立了英文为新加坡的政府用语。要知道，他要不是一个强势的大家长，是怎么也做不到的。新加坡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，英国当局都没有宣布英文为官方使用语言，反而是英国撤走后，李光耀做到了。
李光耀有他的理由，夹缝中（马来西亚、印度、中国与西方之间）生存的200多万人口的小国，必须得与当时的主流世界接轨，而要避免沦落到周围大国的附庸，而当时主导世界的无疑是英、美两国。马来语不能选择，因为只占人口少数，75%的汉语也不能选，一是会遭到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对，二是可能陷入对中国的依附。当时的北京，还一直试图在东南亚国家发动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革命。
也只有“家长”李光耀才能做到对一个国家的语言制定硬性规定，这一点有如另外一位“家长”毛泽东执政后推广普通话。现在回头看，李光耀做出的这一选择，恐怕比任何政治制度都更决定了后来50年新加坡的发展之路。1965年后，那些推广华语运动的新加坡华裔积极分子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，不过，当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并号召中国人向新加坡学习时，那些鼓噪华语优先的人士才意识到，如果当初新加坡选择了华文，新加坡可能不会那么方便和快捷的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，也就不会反过来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。
这就是围绕家长李光耀“独裁”最激烈的争论之一，在说到他的做法时，他说，“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，没错，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”新加坡今天的成就确实可以傲视亚洲诸国。这位家长当初选择英语作为官方用语，还同时做了另外一件事——保留东方价值观，甚至有意抵制西方以自由和民主选举为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。
按说，语言是价值观的载体，一个人从小接受英语教育，长大后几乎不可能还保留东方的那些价值观，有些东方很重要的价值观例如“孝顺”在英语词汇中几乎是微不足道甚至可有可无的。当李光耀选择了英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后，他做的第二件干涉人民生活的事就是鼓励双语（主要是华语）教育，并特地到美国、台湾等地请唐德刚、余英时、杜维明等七位融汇儒学与西学的大家到新加坡，把儒家经典与传统文化翻译成英文，编写进中小学英文课本中。
部分保留英国殖民当局留下的制度框架，同时抵制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念，一直是李光耀的两手抓。但就我看来看去，李光耀强调的东方价值观其实一直并没有被他系统地说清楚过，他自己强调的主要是“五伦”——君臣有义、父子有爱、夫妇有别、兄弟有序、朋友有信。这“五伦”按说还真和政治制度扯不上太大关系，可恰恰就反应在新加坡的政治上：李光耀按照宪法下台后，经过一代领导人的过渡，“有爱”的儿子李显龙顺利接班，政权是在李家“有序”进行的，过渡性的人物也清楚“君臣有义”的道理，很“有信”地告老还乡，还位给已经长大的“李二代”……
这一切对于不了解“五伦”深意的西方来说，自然是无法接受的，但我几次到新加坡同当地人交谈后，发现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此并无明显反感。可能迄今为止，他们还认为无论是李光耀还是李显龙，都是好“家长”吧。而且，相比我们曾经有过的好家长“父亲般”的毛泽东，以及当今北朝鲜的几位金家“家长”，李光耀堪称无与伦比的完美啊。
如果我们回到1965年突然独立的新加坡，李光耀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我认为也许真的没有，“家长”李光耀帮新加坡人做出最好的选择。但时过境迁，老家长也会退休会老去会死亡，新加坡同李光耀这位家长无法分开的模式还能持续多久？今天的新加坡的反对党也渐渐坐大，我认为总有一天可能会有更多民众要求更公正公平的选举。当然，这个不应该是国际社会来决定的，而是全部通晓英语，对外面消息和资讯都相当清楚的新加坡人来决定。
我反而关心的是，这些年，中国有那么多人鼓噪新加坡模式，他们知道新加坡模式其实是一位“家长”奠定，并与之一生相伴的吗？也许，你需要的不是新加坡模式，而是新加坡这样一位李光耀式的“家长”，可是，从中国面积、人口、国民素质以及世界格局等等来看，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还可能出现一位李光耀式的“家长”？一个民族与国家在民众素质较低的幼年时期，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“家长”都有可能，中国也出现过家长式的毛泽东，但沧海桑田，当今世界还有可能出现“家长”吗？
李光耀也许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大家长吧，没有李光耀这样的“家长”，新加坡模式何去何从？中国又向何处去？
杨恒均 2015年3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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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注定是盖棺都无法论定的，例如李光耀。一个弹丸小国的领导人，竟然有如此的影响力，可能没有第二位了吧。李光耀已经是新加坡的同义词。对东方来说，他是西方的桥头堡；对于西方来说，他又是亚洲儒家价值观的顽固提倡者。他是毛泽东同时代的人，由他所引起的争议持久不衰。在可见的未来，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，即便他寿终正寝了，有关他的争论还会进一步扩大。
他到底是独裁者，还是现代文明新加坡的缔造者、东方价值观的捍卫者？这个真应该留给历史以及新加坡人自己论定。我更倾向认为他是一名“家长”——新加坡的家长。在过去半个世纪几乎把家长制等同于独裁制的西方看来，他一直在夹缝中游刃有余。而作为一名“家长”，他确实带领新加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关于新加坡我也写过不少文章，今天我不准备就新加坡政治、经济和文化长篇大论，我想谈一下作为“家长”的李光耀。
这个比较容易谈，因为我也是“家长”，只不过是我自己儿子的家长。当西方人反对“家长制”的时候，往往忽略了东方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中，“家长”才是我们的庇护者，是无私为我们某福利的。作为家长，我会为自己的家庭与子女计划最美好、最适合他们的未来，例如我会送他们到海外留学，让他们在海外定居，而且让他们接受英语文化教育……
说到这里，就不能不提李光耀执政后对新加坡官方语言的选择了。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新加坡华人占了75%，其他是马来人、印度人，1965年独立后，面临官方语言的选择。按照惯例，无疑应该抛弃马来语而选择使用人口最多的华语，但李光耀却在审时度势后，力推英文上位，最终确立了英文为新加坡的政府用语。要知道，他要不是一个强势的大家长，是怎么也做不到的。新加坡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，英国当局都没有宣布英文为官方使用语言，反而是英国撤走后，李光耀做到了。
李光耀有他的理由，夹缝中（马来西亚、印度、中国与西方之间）生存的200多万人口的小国，必须得与当时的主流世界接轨，而要避免沦落到周围大国的附庸，而当时主导世界的无疑是英、美两国。马来语不能选择，因为只占人口少数，75%的汉语也不能选，一是会遭到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对，二是可能陷入对中国的依附。当时的北京，还一直试图在东南亚国家发动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革命。
也只有“家长”李光耀才能做到对一个国家的语言制定硬性规定，这一点有如另外一位“家长”毛泽东执政后推广普通话。现在回头看，李光耀做出的这一选择，恐怕比任何政治制度都更决定了后来50年新加坡的发展之路。1965年后，那些推广华语运动的新加坡华裔积极分子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，不过，当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并号召中国人向新加坡学习时，那些鼓噪华语优先的人士才意识到，如果当初新加坡选择了华文，新加坡可能不会那么方便和快捷的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，也就不会反过来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。
这就是围绕家长李光耀“独裁”最激烈的争论之一，在说到他的做法时，他说，“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，没错，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”新加坡今天的成就确实可以傲视亚洲诸国。这位家长当初选择英语作为官方用语，还同时做了另外一件事——保留东方价值观，甚至有意抵制西方以自由和民主选举为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。
按说，语言是价值观的载体，一个人从小接受英语教育，长大后几乎不可能还保留东方的那些价值观，有些东方很重要的价值观例如“孝顺”在英语词汇中几乎是微不足道甚至可有可无的。当李光耀选择了英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后，他做的第二件干涉人民生活的事就是鼓励双语（主要是华语）教育，并特地到美国、台湾等地请唐德刚、余英时、杜维明等七位融汇儒学与西学的大家到新加坡，把儒家经典与传统文化翻译成英文，编写进中小学英文课本中。
部分保留英国殖民当局留下的制度框架，同时抵制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念，一直是李光耀的两手抓。但就我看来看去，李光耀强调的东方价值观其实一直并没有被他系统地说清楚过，他自己强调的主要是“五伦”——君臣有义、父子有爱、夫妇有别、兄弟有序、朋友有信。这“五伦”按说还真和政治制度扯不上太大关系，可恰恰就反应在新加坡的政治上：李光耀按照宪法下台后，经过一代领导人的过渡，“有爱”的儿子李显龙顺利接班，政权是在李家“有序”进行的，过渡性的人物也清楚“君臣有义”的道理，很“有信”地告老还乡，还位给已经长大的“李二代”……
这一切对于不了解“五伦”深意的西方来说，自然是无法接受的，但我几次到新加坡同当地人交谈后，发现大多数新加坡人对此并无明显反感。可能迄今为止，他们还认为无论是李光耀还是李显龙，都是好“家长”吧。而且，相比我们曾经有过的好家长“父亲般”的毛泽东，以及当今北朝鲜的几位金家“家长”，李光耀堪称无与伦比的完美啊。
如果我们回到1965年突然独立的新加坡，李光耀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我认为也许真的没有，“家长”李光耀帮新加坡人做出最好的选择。但时过境迁，老家长也会退休会老去会死亡，新加坡同李光耀这位家长无法分开的模式还能持续多久？今天的新加坡的反对党也渐渐坐大，我认为总有一天可能会有更多民众要求更公正公平的选举。当然，这个不应该是国际社会来决定的，而是全部通晓英语，对外面消息和资讯都相当清楚的新加坡人来决定。
我反而关心的是，这些年，中国有那么多人鼓噪新加坡模式，他们知道新加坡模式其实是一位“家长”奠定，并与之一生相伴的吗？也许，你需要的不是新加坡模式，而是新加坡这样一位李光耀式的“家长”，可是，从中国面积、人口、国民素质以及世界格局等等来看，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还可能出现一位李光耀式的“家长”？一个民族与国家在民众素质较低的幼年时期，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“家长”都有可能，中国也出现过家长式的毛泽东，但沧海桑田，当今世界还有可能出现“家长”吗？
李光耀也许是世界上最后一位大家长吧，没有李光耀这样的“家长”，新加坡模式何去何从？中国又向何处去？
杨恒均 2015年3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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